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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對當今反腐倡廉的啟示

來源:論文聯盟  作者:吉文婷,趙汗青,李東華 [字體: ]

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對當今反腐倡廉的啟示

“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1] 明朝開國之初便急于求治,推行重典政策,力圖用嚴刑峻法肅清吏治。明初重典治吏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獨具特色,對遏制當時官吏的腐敗之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明初重典治吏制度
  (一)重典治吏制度產生原因
  1.政治因素
  明朝初年復雜的政治形勢是“重典治貪吏”的做法產生的根源。元朝末年統治殘暴,朱元璋率領的起義軍經過數年戰斗推翻元朝統治,將蒙古人驅逐至邊境,建立明朝政權。但是元朝的殘部在塞外虎視眈眈,隨時欲趁機奪回中原。此外明朝有不少官吏因得到元朝殘部的賄賂而與其互有聯絡,這都嚴重威脅著新生的明王朝。
  2.經濟社會因素
  明朝初年國家經濟陷于崩潰的邊緣。經過數年的戰爭,當時國家經濟遭受嚴重摧殘,經濟能否恢復和發展成為鞏固明朝政權生死攸關的問題。可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官吏卻置此于不顧,在其貪婪的本性驅動下大肆侵吞土地、魚肉人民,甚至貪污受賄致使民怨沸騰。這與朱元璋認為元朝短命而亡的原因在于官吏貪贓枉法,因此本朝官員應該清正廉潔永葆政權穩固、欲在明初實行的“與民休養生息”政策、大力發展生產與發展經濟、緩和統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的初衷是極為相左的。
  3.個人因素
  朱元璋早年因貧喪親、不得已出家化緣遭土豪劣紳嫌棄、加入起義軍之初親眼目睹的元朝官員貪污腐敗的悲慘經歷使他對貪官惡霸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于貪官污吏必須嚴懲、毫不留情。
  綜上,朱元璋在明朝初年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以及其個人經歷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一方面害怕新生王朝被農民起義和境外勢力所推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悍然推行了“重典治貪吏”的做法。
  二、明初重典治吏的弊端
  (一)沒有認清反腐實質,過于重視形式上的懲罰,沒有從各方面加強制度上的完善。為急于達到肅清腐敗的目的,朱元璋盲目適用重刑,對相當一部分案件的處置“不分罪情輕重,不問首從,唯刑殺為威”,使重典治吏政策偏離治贓、治奸黨的重心,成了任意殺戮的工具。由于統治者以個人臆斷為刑罰的標準,一案往往牽連數人,冤及無辜,據《大誥》記載,一次殺人或處刑數十人以上的案例就有近 40 起。
  (二)直接導致統治階級內部混亂
  由于懲罰過于嚴酷,從洪武元年到十九年,大多官吏還沒做到任期滿,就遭到貶黜或殺頭,官吏紛紛畏法懼禍,不愿做官替朝廷效勞,或為了自保性命唯命是聽,官場風氣趨于腐敗,加劇了吏治的混亂。此外,由于官吏大批被殺,使得許多職位找不到官吏及時接任,朝廷不得不匆匆招錄官員或以“戴罪立功”之名,重新啟用部分涉腐官吏,使得官吏素質大大降低。
  (三)受封建專制制度的局限性,明初重典治吏無法真正奏效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將立法與執法結合起來的封建統治者,他將重典治吏政策落實到司法實踐中的決心和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但封建專制制度決定了在封建社會權力無法得到制約,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制。由于皇權不受制約,明初重典之治出現“以法治國”與法外用刑的矛盾。朱元璋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嚴立法禁,要求執法官吏依律審案,百姓知法不犯;另一方面又帶頭破壞法律,大搞法外用刑,這充分說明他鼓吹的“以法治國”只是針對臣民而言,這也是封建體制下的必然局限。在封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www.gajrsv.live收集整理建專制制度下,法律只是君主的統治工具,執法的最終效果決定于君主個人,從而使執法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君權至上的“人治”體制中,貪官污吏不畏法而畏皇帝,最終易形成以皇帝為突破口的自上而下、自親及疏的連環腐敗。
  三、對當今反腐倡廉工作的啟示
  (一)在態度上,擺脫理想主義,克服“速成論”
  首先,我們要科學地看待腐敗問題。自古以來,腐敗之風就是社會的頑疾,其形成具有深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并不是短期之內所能根治的。反腐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如果求治太切往往會勢得其反。明初的重典治吏便印證了這點,極具理想主義情節的朱元璋
  在立位之初,急切地希望理順混亂不堪的社會秩序,營造自己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于是全面推行嚴刑峻法以肅清吏治,見效甚微后變本加厲大搞法外用刑,其結果形成了恐怖政治,鑄成治吏大敗局。當前,我國的反腐工作是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法治建設本身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所以反腐工作也不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發展,只能腳踏實地穩步推進。
  (二)重刑不能肅清腐敗
  在腐敗治理問題上,“社會控制論”主張通過嚴刑峻法來監督制約官員手中的公權力。這種極具功利性的做法雖然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只能是亡羊補牢,不可能長久地發揮作用。腐敗現象具有多元化的特點,需要控制手段的多層次與之相協調,進行社會綜合治理,僅僅依靠重刑這種單一的社會調控方式,是無法遏制腐敗滋生的。而且,重刑思想與自然法追求人道和人權的普世價值截然相悖,不利于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進程。關于重刑治腐的效果,S·亨廷頓曾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寫道:“在一個腐化成風的社會里,采用嚴厲的法令只會增加腐化的機會。”明初治吏正是局限于單純地從技術角度——刑殺,來完成對刑典政策的推行,結果卻造成腐敗官吏“朝殺而暮犯”,越治越多。
  (三)反腐必須借助法治
  “腐敗現象是與法治原則根本對立的一種社會丑惡現象。其重要表現就是以權亂法、以權謀私、違法違紀。其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對國家機關和領導干部監督制約不力。”所以,在充分保障基本人權和社會權力的基礎上確立權力制約機制,優化提升法治運行各環節的素質,是反腐工作的首要問題。法治揚棄了社會控制論的工具主義缺陷,在治理腐敗上力求標本兼治。它要求政府的行為符合“正義性”,訴求一個在職能、權力和行為上都受到法律嚴格限制的有限政府。通過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將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置于法律的有效監督和制約下,用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來制衡政府權力;在此基礎上,加大腐敗案件的查處力度,實現“涉腐必糾”,從根本上切斷腐敗的源頭,這樣的制約機制才是持久的。
  明初的重典治吏給后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今天我們總結明初反腐的成敗得失,以史為鑒,無疑對我國的廉政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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